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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揭秘“中国奇迹”的真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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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笔者接触和观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与当政的历史,对中共今天史无前例的腐败,不是没有认识,甚至是有很深很全面的认识,但他们仍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文革后中共把经济搞上去了,创造了GDP连续近四十年高增长的所谓中国奇迹 可以说,这不但是今天中共最引以为自傲的资本,也是为数可观的一部分国人至今仍被中共蒙蔽和忽悠,看不清其真面目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因此,只有揭穿中国奇迹的真相,才能帮助这些人彻底抛弃对中共的幻想。而要揭穿中国奇迹的真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认清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究竟是谁。

 

中共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奇迹,其实水分不小,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成果有不少,这个问题我们且不说。客观的讲,撇掉水分,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作蛋糕,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确实把中国的财富蛋糕做大了。这个我们通过这些年来物质生活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可以明确感受到。但关键是蛋糕做大了之后,还有一个怎么切蛋糕、分蛋糕的问题。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民是怎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究竟谁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的问题。

 

那么究竟谁才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呢?

 

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他们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权贵。也就是说,权贵阶层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老百姓分得的是小头,“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

 

打个比方说,毛时代,中国的财富蛋糕很小,权贵阶层切走的那块虽然也比分给平头百姓的多,但差距有限。改革开放后,小蛋糕变成了大蛋糕,权贵阶层和老百姓各自分到的部分却没有同步增加。具体说,前者分到的部分一下大了许多,不仅绝对量大了,更重要的是占整块蛋糕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后者分到的那部分虽然绝对量也大了,但占整块蛋糕的比重却大大下降了。形象的说,就像权贵阶层和老百姓坐在一个桌子上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结果大部分佳肴都被权贵们吃了,老百姓吃的不过是他们吃剩的残羹剩饭。

 

根据专家的研究,再结合现实生活中大家的感受,我认为“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不外乎三大类,即政府官员、官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官员的奸商,他们的财富不但来得太快,而且来得太突然、太蹊跷,属于典型的暴富。

 

先说政府官员。据大陆媒体报导,20051月至20105月,全国因贪腐“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和厅局级以上官员分别为13192名和1004名。这是已经“落马”的,那没“落马”的到底还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后来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难怪有外国记者感叹说:“中国共产党就好像是一个富人俱乐部。”

 

再说官员的亲朋好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背靠大树好乘凉。官员的亲朋好友因为和官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当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呼风唤雨,捞钱吸金。他们当中能量最大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高干子弟,而在高干子弟中位于金字塔尖的则是太子党。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428日报导,中共的太子党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就是他们中显眼的一位。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主任中共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曾在海外媒体上实名举报,2006年,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将其评估到7.5亿人民币,而后再由山东最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复操作,曾伟手上一下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就这样,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像变魔术一样,靠着自己是曾庆红儿子的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不仅如此,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导,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从煤矿到股市再到百货商场,曾伟几乎取得了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

 

最后来看买通官员与其结盟的奸商。鼎鼎大名的赖昌星便是他们中的“骄子”。赖因“厦门远华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号称“中国第一大案”。让人纳闷的是,赖出身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究竟靠什么本事居然一手导演了这么一起轰动一时的走私大案?其实答案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买通各色官员充当自己走私的保护伞。据知情者透露,赖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于在官场铺路。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都被他收买,占了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除厦门海关外,他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厅局级以上高官20多人,官位最高的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就像蜘蛛结网一样,赖昌星通过广撒金钱,最终结成了一张复杂、实用、坚固的走私大网,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成了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级暴发户。

 

赖昌星的故事并非特例。在中国,商人如果不跟官员结盟,在政府中找到保护伞,仅靠自己单打独斗,是很难发大财的,即使侥幸发了大财也很难守住财富。就拿在三亚为女儿花费7000多万人民币举行盛大婚礼的山西煤矿老板邢利斌来说,有网站透露,他就是因为10多年前与山西省官员串通,以低价收购多家富有发展潜力的煤矿后发迹的。

 

上面三类人,第一类是贪官,第二类和第三类可以说都是榜官的寻租者,他们构成了中国奇迹受益者的主体。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民创造的巨量物质财富都被这些人给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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